人類作為生態系統中的高智慧種群，應當時刻尊重整個生態系統的運行規律；在粗獷式發展時期所造成的生態污染和破壞已經引發了一系列氣候危機，值得全世界人民的反思與行為矯正，積極保護修復受損的生態系統是邁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一步。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為重點，加快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
筆者認為，實施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的要點可以梳理為以下三點：
第一，以生物自然修復為主，人工干預修復予以輔助支撐。
生物自然修復賦予生態系統更強的自我恢復能力和維持能力來應對外界干擾和重大破壞。自然恢復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這意味著生態環境動態的隨機性能夠讓某種生物在某一區域大量聚集卻從另一區域毫無蹤跡，這種隨機過程讓生態系統具有了更高水平的異質性。在“適者生存”的作用下，自然恢復的生態系統通常具有更好的環境適應性，適應了當地環境的生物找到了生存的“位置”，帶來其伴生物和共建種，在生態系統中形成物種相互作用的等級組織，生物群落的穩定性逐漸增強，可進一步提高環境的自我恢復能力和維持能力。
自然恢復能夠以較低的恢復成本，逐步恢復多種生態系統功能。研究顯示，安第斯山脈西側15~30年自然再生林的碳儲量達到了原始森林碳儲量的50%左右，碳匯功能大幅提升。15~30年自然再生林與原始林中的生物棲息地并無明顯差異，能夠為瀕危物種提供合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維護生物多樣性。因此，在條件適合的地方以生物自然修復為主，不僅能夠更好恢復當地生態環境，還能將有限的資金和時間投入到需要人為干預的地區進行生態修復，提高資源利用率。
自然修復要求在生態恢復過程中最小化人工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放任自流。在土壤養分、土壤濕度、微生物群落和礦物土壤特性等土壤條件不佳和缺乏繁殖體的生態區，在生物自然恢復的基礎上輔以人工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態環境修復的效果和速度，提高生態恢復的成功率以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因此，針對中國不同地區、不同破壞程度的生態環境區，制定不同的生態修復方案變得尤為重要。以黃土高原生態修復為例，中國地質大學研究團隊歷時三十年證明了“前期人工支持誘導、中后期靠自然修復”的可行性。前期通過人工干預創造良好的土壤環境并建立全新的、適合當地條件的生態系統雛形，為生態自然恢復提供基本條件，后期依靠生物自然修復形成具有強大自我恢復能力和維持能力的生態系統。為我國其他環境重度破壞地區的生態修復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第二，堅持系統思維導向，開展立體式一體化的修復保護規劃。
我國國情和生態環境現狀倒逼我們對生態破壞地區采取系統保護、綜合治理的策略。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記載，我國適宜開發的國土面積較少，且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其中中度脆弱生態區占我國國土面積的25.5%，重度脆弱生態區占19.8%，極度脆弱生態區占9.7%。由于全球變暖以及資源開發超出生態環境承載力，許多地區的森林、濕地、草原等生態環境惡化，再加上粗放式的生產模式，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等現象更加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然而，目前我國生態環境一體化與行政管理區域化、生態要素整體性與要素治理部門化之間的矛盾仍未得到有效緩解，各自為政現象時有發生，開展立體式一體化修復規劃刻不容緩。
大自然中各生態要素之間的關系要求我們必須從全局角度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開展一體化生態修復規劃。在同一生態系統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耦合。如果該區域森林遭到破壞，植被覆蓋率降低，山變成了禿山，易發生山體滑坡；水土流失加劇，水質惡化；山中土壤養分流失，植被難以恢復；河流含沙量增大，抬高河床導致兩岸農田被淹沒。因此，必須用系統的思維看問題，不能孤立治理各生態要素。由于相對地理位置、不同生態系統之間同一要素的聯系以及生態系統內部不同要素的關聯性等因素，某一地區的不恰當人類行為會對生態環境造成跨區域、跨部門的影響。其影響范圍的大小取決于生態介質的拓展范圍。例如，由于我國冬季盛行西北風，西北沙漠地區的沙塵暴可能會波及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環境質量，影響區域便從局部范圍擴展到了宏觀的時空尺度。概言之，實施生態系統修復和保護必須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在生態系統的時空格局上規劃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
第三，生態系統的保護制度與補償機制并行，激發社會力量參與的可持續性。
以政府或相關環保組織為落實主體的生態補償機制是緩解我國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矛盾的重要舉措。以河流全流域生態補償為例，我國大部分河流的上游水源涵養區生態環境脆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維持生態平衡，但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卻不及河流下游區域，即經濟發展水平與當地的生態保護要求不協調。因此，為了維護河流全流域生態平衡，迫切需要堅持全流域整體生態保護和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并行，積極拓展生態補償融資渠道，形成由中央政府和河流下游區域政府為主導、社會各主體可持續參與的生態補償系統。
同時，生態補償機制還能夠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能夠改變企業的成本效益核算方式，并推動生態補償機制的市場化，提高社會主體參與生態環境修復的積極性。具體而言，生態補償機制倒逼企業優化要素結構、產品結構和技術水平，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產出率，一方面減少企業因生產帶來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利用環保技術中和企業已排放的污染物，最終減少因生態污染而帶來的額外成本。
綜上所述，以生態體系的自然修復為主要手段、以社會體系的系統思維設計保護路徑、以經濟體系的補償措施為激勵方案，構建并完善“生態-社會-經濟”三位一體的復合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機制，是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關鍵舉措，更是積極響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行動。
（作者單位系新時代企業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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